古田会议：化解“朱毛之争”的的建军里程碑

壹 前言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常常能够读到这样一句话：“中国近代史，实乃一部民族屈辱史。”

导致屈辱的成因纷繁多样，诸如闭关自守所引发的经济发展滞后、文化衰退以及技术停滞。然而，尽管如此，最直接的因素唯有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略显不足，以至于无人能敌。

在晚清时期，提及武器装备的不足，冷兵器与热兵器的对抗被视为一种解释，但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有力。实际上，清军的武器装备并非不堪一击。以甲午海战为例，北洋舰队曾自诩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强大力量，但为何在战斗中却是毫无悬念地落败呢？

在蒋介石领导时期，尽管日军的武器确实远超国军，但国军的装备并非等闲之辈。从德械到苏械，再到后来的美械，虽然国军在与日军的对抗中屡遭挫折，却并未一蹶不振，未曾一味退守至西南深山。特别是在1944年，日军已显颓势，竟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豫湘桂大溃败”。

武器装备难辞其咎。

然而，到了1950年，艺术风格发生了剧变。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新中国军队挺身而出，奔赴朝鲜战场。其间的战况，无需赘述，结果一目了然：以一敌十七，我们取得了胜利！

纵然解放军在内战中展现的摧枯拉朽之势尚未足以令全球侧目，然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英勇表现，却无疑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新中国的武德充沛，这一共识已遍布全球。与之相呼应，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正日益显著地攀升。

显而易见，对“唯武器论”的阐释根本无法立足。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的前三次战役，志愿军与联合国军之间的武器装备差距，实则远超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之间的装备差异。

问题是，既然武器并非根本因素，而国家本质相同，军队成员也相同，为何在短短几十年间，战斗力差异如此之大？他们究竟有何区别？

不久前，我观看了那部引人入胜的老电影《古田军号》，其描绘的正是人民解放军的摇篮——红军的创立与发展历程。借由这部影片，我想借此机会探讨一下，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这支部队，究竟凭借着何种力量，铸就了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我国解放军与昔日军队的根本差异，在于它是一支以思想力量为武装的钢铁之师。

这种观念的朴素表达是：你为何选择参军？

昔日军人入伍，初衷多为领薪饷。难道为了那微薄的报酬便愿意牺牲生命？若所得非所费，生命又有何价值？直观反映便是无法在逆境中坚守，一旦形势不利，逃跑的速度甚至超过兔子。

中国军队的士兵们，肩负着解放劳苦大众与国家复兴的重任，将为国家、为人民献身视为无上的荣光。这一精神的最直观体现，便是即便部队遭受打散，即便只剩下两三个人，他们也能迅速集结，组成一支战斗小组，继续奋勇作战。

差距明显。

红军自成立以来，并非一开始就具备如此高尚的思想和强大的战斗力。

工农红军并非与生俱来就具备卓越的先进性，换言之，并非天生便能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亦非只要投身红军，便即刻能成为觉悟高超的先进分子。

恰恰相反，红军初创时期的士兵队伍构成颇为多样，其中既有来自国民党的士兵，也有来自农军的战士，甚至包括了袁文才、王佐等一度占山为王的山匪。

显然，仅仅说让这支军队强大就能实现它，这是不切实际的。

贯彻党的领导原则，对军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与重塑，这其中的核心作用不容忽视。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实施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湾改编”，这一创举将党支部直接设立在连队，无疑是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这次改造仅针对秋收起义余部进行。

他坚信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起初并未获得广泛认同，反而在激烈的争议中付出了沉重代价，甚至引发了著名的“朱毛之争”。正因如此，毛主席一度身处“少数派”的境地，备受冷落和排挤。

“党指挥枪”真正成为建军规范和建军原则的，是在1929年12月28日召开的“古田会议”。毫不夸张的说，古田会议是工农红军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夺取胜利的起点。

深入探讨这段历史。

贰 井冈山会师

首先，让我们回顾建军史上的首个红军部队——红四军的创立历程。

1927年蒋介石突然翻脸，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我党猝不及防被背刺，也是一脸懵，后面的路怎么走，在党内也是掀起了争论。

这事在《建军大业》那部电影里面有讲述，一部分人继续倾向于学习苏联模式搞城市暴动，而毛泽东为代表的实干家们则倾向于去边远农村依靠农民发展革命事业。

在这种背景下，我党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但鉴于敌我实力差距悬殊，这两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受挫后，审时度势，放弃了不切实际的进攻长沙的计划，带领剩余的部队于1927年10月到了井冈山，搞定了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算是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地。

毛泽东有了井冈山这个根据地之后，这才有了后面的“朱毛会师”。那朱德是怎么来到井冈山的？

实话说，朱老总的历史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其根本原因正是与这一事件密不可分。一旦洞察了这一过程，便能深刻领悟到朱老总确实完成了一项非同凡响的壮举。

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由叶挺与贺龙的部队组成，而朱老总在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对有限。随着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向南挺进广东，沿途屡遭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无奈之下，部队在三河坝被迫分兵。朱德毅然率领三千健儿，坚守三河坝，以阻挡敌军，确保主力部队得以继续向南进发。

朱德所承担的，实则是一项堪比敢死队的艰巨任务，他的对手是钱大钧麾下的两万精锐追兵。朱德心知肚明，这项使命成功率极低，近乎九死一生，然而他仍旧毫不犹豫，毅然决然地接受了挑战。

战果揭晓，南下主力部队在汤坑战役中几乎尽数阵亡。领导层在成功突围后，周恩来与聂荣臻辗转至香港，叶挺则抵达澳门，刘伯承则前往上海，而贺龙则返回了湖南。

显而易见，起义不仅未能成功，更严重的是，其领导者纷纷离散，面对未来的道路，已无人能提供清晰的指引。

朱德在三河坝坚守阵地，面对敌人众多，我方兵力薄弱，最终只得选择突围。此时，全军士气降至谷底。有人甚至认为主力部队已溃不成军，我们何必再为之奔波？不如就此解散。

行进途中，人潮渐稀，直至10月底，师长与团长的身影已近乎绝迹，而师级以上干部仅余朱德一人，团级干部唯有王尔琢与陈毅。形势昭然若揭，这支部队似乎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

在关键时刻，朱德信念如磐，将革命必胜的坚定意志传递给了剩余的官兵，激励那些愿意追随他的人继续奋勇前行。

结果就是，朱德带着剩下的800人历尽千辛万苦，去了井冈山，跟毛泽东的队伍会师。他力挽狂澜保存的这支火种中，就有时任连长的林彪、警卫队班长的粟裕、团指导员的陈毅。

谁曾料想，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个体，二十年后竟执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帅印，成为了解放战争史上最为璀璨的将星。

不容忽视的是，朱德所率领的正规部队，其战斗力与井冈山以农军为主的原有队伍相比，实乃天壤之别。正是朱德的到来，使得队伍在敌人多次围剿的严峻考验中，得以稳固局势，坚守阵地。

参与秋收起义的谭震林在日后回忆道：“若朱老总未踏上井冈山，仅依靠秋收起义的势力，恐难维系长期斗争。”

在面临极端困境的时刻，朱老总坚守信念，为革命事业保留了星星之火。洞察这段历史，便能深刻领悟到朱老总为何被誉为“红军之父”的缘由。

叁 裂痕的出现

1928年4月，朱德带领的残部到达井冈山，跟毛泽东胜利会师，接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编成了工农红军第四军（下文简称红四军）。

井冈山一经会师，实力骤增，众人自是欢欣鼓舞。然而，问题亦随之而来。

红四军由三部分人马构成。

一个是毛泽东的秋收起义的原班人马，大部分是农军，改编成了31团，加上沿途收集的湘南农军，改编成了29团、30团（29团和30团后来解散了）。

那是由朱德与陈毅率领的武昌起义的骨干力量，他们出身于正规军，后被改编为28团。

此外，还有一群来自井冈山的创业团队，由袁文才和王佐率领，他们已被改编为32团。

显而易见，两者在组成成分上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战斗力还是认知观念，均截然不同。由此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冲突终将不可避免地浮现。

就战斗力而言，无疑是朱德与陈毅所率领的28团最为强劲。该团脱胎于叶挺独立团，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正规部队，其战斗力显然远非那些未曾接受正规训练的农军可比。

每逢战事，部署作战模式通常如此：二十八团勇猛冲锋，锐不可挡；三十一团则作为机动预备队，随时填补缺口；而三十二团则肩负守卫基地的重任。

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28团冲锋陷阵，自然是缴获战利品的主力，但他们损失也大。毛泽东坚持战利品平均分配，这引起28团的极大不满，认为31团和32团出力少还不少拿，太不公平。

鉴于抵触情绪，28团有意无意地拒绝向农军提供枪支弹药。而农军虽在筹款和筹粮方面占据优势，经济状况亦优于28团，然而面对28团的轻视，他们亦不甘心忍受这种屈辱，因此在经济援助上也对28团持保留态度。

关系愈演愈僵。

在军纪层面，28团虽源自军阀麾下，但军纪较为松散，成员思想觉悟亦不高。相较之下，31团作为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历经“三湾改编”，已推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确保了党的绝对领导，其思想觉悟与军纪均优于28团。

而毛泽东是原则性非常强的人，对28团的这些现象极端不满，严厉批评。朱德和陈毅虽然说不出什么，但是情绪肯定是有的。

再一个是军饷的处理问题。朱德部队上山前，一个月每人发12块大洋，而毛泽东的井冈山部队只发3块大洋。不在一块无所谓，这合一起了还这么搞，那就没法管理了。加上经济困难根本支撑不住这么大的支出，毛泽东直接废除了军饷制，改成供给制，官兵都是一个待遇。

28团对毛泽东的不满可想而知。

结果就是28团和31团互相抵触，谁也瞧不上谁。而作为领导人的朱德和毛泽东，关系自然也就微妙了起来。根据谭震林的回忆，毛泽东基本不到28团讲话，朱德也很少到31团讲话。

随着彭老总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人数的激增使得本已经济拮据的井冈山地区雪上加霜。

原本会师乃一桩美事，然而，受诸多因素影响，问题反而层出不穷。

肆 朱毛之争

1928年8月，井冈山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愈发陷入困境。29团不幸溃散，28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而追击叛军的团长王尔琢亦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导致我军实力遭受重大损失。这一事件，便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井冈山八月之败”。

经历“八月失败”的挫折后，红军在井冈山坚守至1929年1月，终究力不从心，红四军不得不撤离井冈山，转战闽西赣南地域。

缺乏坚实的根据地和群众支持，补给线也极度紧张，加之敌军的四面围攻和追击，红四军所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

背景下，爆发“分兵”争议。

所谓“分兵”，就是大家觉得与其在一起饿死，不如分开各寻生路，由朱德和毛泽东各带一支部队，各干各的。为此还对红四军进行了改编，28团改编成了一纵队，纵队长林彪，31团改编成了二纵队，纵队长伍中豪。

这等于回到了井冈山会师前。

毛泽东对“分兵”坚决反对，认为分开更容易被敌军各个击破，为此在1929年2月3日的罗福漳会议上，跟朱德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压下了分兵的讨论，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

这时候的毛泽东，在红四军里面，并不受欢迎，属于妥妥的“少数派”。

当时，毛泽东同时兼任前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后来朱德任书记的军委取消，改成政治部，毛泽东又兼任政治部主任。

最主要的，毛泽东的理念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必须是“从上而下的民主”。而作为前委书记和特委书记的毛泽东，自然就有点集权于一人的感觉了。

换言之，依照“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朱军长需接受毛书记的领导。

自是情理之中，朱德等人难免心生怨气，随之而来，争论也逐渐浮出水面。

核心争议在于，“党的全面领导”是否涵盖军队领域？在战争频发的当下，军事指挥官是否拥有相应的自主决策权？

恰在此时，一桩事件的发生，犹如火上浇油，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已紧张的朱毛之间的矛盾。

1929年4月3日，红四军收到了中共中央发来的重要信件，那便是赫赫有名的“二月来信”这封信在二月时寄出，历经波折，直至四月方抵达红四军的掌中。

来信的大意是，中央对红四军的处境感到悲观，要求红四军解散，把部队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进行活动，而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四军回中央，另行安排工作。

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意见都不满，认为中央过于悲观。毛泽东表现的尤为激烈，给中央回了信，对中央的意见进行了反驳和批评。

且不说中央那边如何反应，首先朱德就对毛泽东的做法不以为然，觉得毛泽东作为中央的下级，有不服从中央领导甚至与中央对抗的感觉。联想到平时毛泽东强势的“家长制”，对毛泽东的看法更大了。

由此红四军中有一部分人本来就主张分兵的人，拿着毛泽东批评中央这事攻击毛泽东，再次掀起了是否分兵、朱毛是否离队展开了大讨论。

也就是说，“二月来信”使朱德和毛泽东的矛盾更加扩大化了。

此刻，一位关键人物的出现将矛盾推向了白热化，此人正是中央特派员刘安恭。

刘安恭与朱德、陈毅同乡于四川，早年赴德国深造，投身南昌起义的烽火之中。此后，他又赴苏联深造军事知识，积累了丰富的带兵作战经验。

显而易见，刘安恭与朱德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事实上，在朱毛之间的争执中，刘安恭毫不犹豫地坚定地站在了朱德的一边。

刘安恭的观点与朱德相仿，主张由前委（即党组织）把握全局大方向，而军队的具体事务则由军委全权负责。

这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极大警觉。他一直坚持的是“党指挥枪”，而刘安恭的主张，则是朝着“枪指挥党”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么搞，不也就走上了军阀部队的老路子上了吗？

毫无疑问的，毛泽东与刘安恭也杠上了。杠到一定程度，刘安恭的做法就开始有点过火了。

红四军给中央发报告，刘安恭和朱德签了名，没有找毛泽东签名。接着研究攻打龙岩的事，也没通知毛泽东参加。

很明显，刘安恭是在刻意的挤兑毛泽东。

现在红四军高层的局面是，刘安恭、朱德站一边，陈毅在中间和稀泥（实际上是偏向朱德），毛泽东自己站一边。

不过有一个人在毛泽东困难之际送来了支持。这人就是林彪。

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一是劝阻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二是跟毛泽东一条战线，指责朱德和刘安恭。

可想而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的心情，典型的“寒冬里送温度”。了解了这事，咱们也就理解了为啥林总后来成为毛主席最信任的战友。

在1929年6月8日的白沙会议上，关于是不是保留军委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前委说了算还是军委说了算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毛泽东非常愤怒，说既然你们说我是“家长制”，说我专权，那前委书记我不干了，你们爱谁干谁干。

本来大多数人都对毛泽东有意见，说你不干就不干，让陈毅干。作为老好人的陈毅，竟然意外的当上了代理前委书记。

在那个时代，“民主”一词风行一时，红四军内部亦对此潮流推崇备至。有人便提议，既然朱军长、毛委员、刘特派员都坚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互不相让，不妨各自撰写文章阐述己见，让大家共同参与讨论。

于是，《前委通讯》上发表了毛泽东、朱德、刘安恭三人的文章，争论的主题是“党是不是管理一切”，还号召大家：同志们，努力争论吧！

民主理念固然积极，然而过度追求民主却未必有益。若任由众人争论，恐怕难以得出明智的结论。结果反而可能暴露朱毛之间的分歧，使得原本就迷茫的红四军士兵们愈发焦虑不安。

为此，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旨在全面解决这一争论。不料，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愈发严重。

陈毅作为代理前委书记主持了会议。他本来站在中间非常为难，没法明说谁对谁不对，最后只能选择各打五十大板，对毛泽东和朱德都提出了批评，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的决议。

虽说警告性质更加严重些，不过从大局出发，毛泽东还是准备接受的。不过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出现了。

红四军七大对前委领导班子进行了重新选举。毛泽东、朱德双双落选，而陈毅意外当选。大家的意思很明显，你俩不是各自认为掌握真理争来争去么？那谁也别干了，让陈毅干行了。

这一成果对三位高层管理人员而言，均属意料之外的惊喜。

首先是陈毅。咱们不了解这段历史的，只知道当年发生过陈毅替代毛泽东当上前委书记这事，以为是陈毅夺权，实际上陈毅并没什么野心，只想维护红四军的团结。而且他打心眼里知道自己干不了，属于典型的赶鸭子上架。不过事态发展到这个程度，他已经无法改变。

其次是朱德。朱德是一个忠厚没有私心的人，虽说是“朱毛之争”的主角，但他争论的是前委和军委的职责问题，也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党要管理一切”的问题，和毛泽东并无个人恩怨。正相反，他一直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的最佳人选。

至于毛泽东，更不用说了。他的前委书记本来是中央任命的，现在居然让自己呕心沥血一手缔造的红四军内部给撸下去了，失望郁闷之情可想而知。

最为关键的是，随着前委书记职位的丧失，他原先的政治理念已无法得以实施。

毛泽东此时已患了疟疾，加上心灰意冷，于是离开了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去了闽西蛟洋。随行的江华后来回忆说，“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由此开启了毛泽东人生中相当苦闷的一段日子。

伍 红四军遇困境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陈毅于1929年7月去上海中央汇报工作，主要是汇报关于红四军内部争论的前因后果。这段期间，前委书记的职务由朱德代理。

毛泽东这一走，红四军终于摆脱了他坚持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制”，转而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了。

可能有人不明白这两种“民主制”的区别是啥。简单来说，毛泽东主张的是“有限度的民主”，大事还是由领导拍板。而朱德主张的是“充分民主”，领导不做强制命令，有事由大家开会讨论决定。

事实业已证明，“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实质上不过是一个理想化的、极不切实际的构想。

接到湘军调集四个团对我红四军实施围剿的情报后，红四军迅速召集各纵队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共商抗敌之策。此次会议充分体现了“自下而上”的民主精神，各纵队领导纷纷从本纵队实际出发，各抒己见，争论激烈，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将原本严肃的会议演变成了一个“纵队联席会”。

面对当前局势，朱德深感难以掌控局面。有人便建议，鉴于敌军来势汹汹，坚守闽西恐非良策，不如主动出击，向闽中地区拓展。

这一提议竟意外获得批准。随后，红四军从闽西撤出，转战闽中。然而，闽中地区缺乏群众基础，加之地形和敌情皆不熟悉，使得进入闽中的红四军迅速陷入了困境。

损失了不少兵力武器之后，红四军只好根据闽西特委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又回到了闽西。

“闽中出击”的挫败，使得红四军内部思想愈发纷乱，众多同志迷失了方向，议论之声此起彼伏，凝聚力几近消散。

这时候朱德也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充分的民主制根本就不现实。于是打算召开“红四军八大”，一是统一思想稳定官兵情绪，二是借这个大会让毛泽东顺理成章的回到红四军。

不过毛泽东当时正让疟疾折磨的痛不欲生，拒绝了朱德的通知。

没有毛泽东和陈毅参加的八大，直接开成了民主座谈会，讨论来讨论去，什么决议也没有达成。

到这时候，不仅仅是朱德，大部分人都认识到，毛泽东的想法是对的。

于是，在大家的提议之下，朱德亲自写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继续主持大局。

毛泽东还是拒绝了，回信对“陈毅主义”大加指责，说自己做不到陈毅那种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八面美人”，红四军最主要的是要先打倒“陈毅主义”，否则自己也不会回去。

实际上毛泽东现在依然病重的厉害。国民党军也听说了毛泽东病重的消息，然后谣言满天飞，最后竟然传到共产国际的消息是“毛泽东死于肺结核”，以至于共产国际还特意发布了一个讣告，闹了一个大乌龙。

1929年10月，红四军接获中央的指示，要求充分利用广东军阀陈铭枢与陈济棠为争夺地盘而引发的纷争，将部队调往广东东江地域，以开拓新的革命根据地。

原本这指令并无明显瑕疵，然而，一方面，这封从上海中央发出，历经辗转才抵达朱德手中的信件，耗费了颇长时日；另一方面，红四军内部推行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制”自由讨论，亦耗费了诸多宝贵时光。结果是，当红四军抵达东江时，广东军阀之间的内战已然落幕，他们转而集中兵力，对准了红四军，导致我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此乃“冒进东江”史实。

第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也在此战中牺牲。说到刘安恭，咱们也多说几句。虽说刘安恭自恃留过洋见过世面而且是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红四军里有点耀武扬威，但公里公道的说，他打仗勇敢，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虽说跟毛泽东站在对立面，归根结底是理念的不同，私德并没啥问题。

而闽西根据地在毛泽东的经营下搞的红红火火。眼看红四军在东江陷入困境，毛泽东致信朱德，建议重返闽西。

到这个时候，经历了数次挫折的红四军，从上到下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没有毛泽东根本玩不转，必须要把毛泽东请回来。

陆 古田会议

当红四军陷入重重困境之时，陈毅同志正身处上海，执笔撰写着那份将深刻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九月来信”。

陈毅历经重重磨难，终抵上海，寻得中共中央所在地。彼时，周恩来正主持中央事务。

陈毅向党中央详尽地报告了红四军的最新状况，尤其对“朱毛之争”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客观公正且详尽的阐述。在面对朱德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时，陈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尊重中央的最终决策，而个人则倾向于支持“毛离任，朱留任”。

为了解决“朱毛之争”，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让陈毅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力挺毛泽东。

周恩来与李立三对此持相同观点，他们认为在白区开展的工作正面临重重困难，而朱德与毛泽东所创建的红四军及其在革命根据地的开拓实践，无疑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依循这一路径，我党革命力量方得以持续成长与壮大。

至于朱毛之争的问题，周恩来力挺毛泽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战争时期必要的集权的理念。单纯的讲民主，只会害了中国革命。

陈毅听了这些话后醍醐灌顶，从此完全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

基于此，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着手草拟了那封将深刻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闻名遐迩的“九月来信”。

这封信对红四军七大决议和前委扩大会议进行了批评，指示必须维护毛泽东和朱德在红四军的权威，毛泽东复职前委书记一职。另外，也对朱毛两人的工作方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1929年10月21日，陈毅带着这封信回到了红四军，见到了朱德。朱德有点为难的说老毛不在形势很不好，但是请他回来他又要打倒“陈毅主义”。很明显，朱德担心陈毅反对毛泽东回来。

陈毅对此哈哈大笑，说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了大错误，毛泽东说的没一点毛病，“陈毅主义”就是应该打倒。

既然陈毅都没意见，朱德的心就放下了。两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了错误，也传达了上海中央对毛泽东的支持意见，请毛泽东回来继续担任前委书记。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毛泽东还能说啥？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了红四军。三人见面，都互相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隔阂一扫而空。面对毛泽东的归队，红四军上下欢天喜地。

1929年12月28日，于福建的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一历史性会议亦被世人尊称为“古田会议”。

在九大会议中，陈毅同志首先对七大以及前委扩大会议期间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自我检讨，随后，他将上海中央的“九月来信”精神向与会全体成员进行了详尽的传达。

一个是上海中央已经明确对毛泽东进行支持，一个是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官兵都对毛泽东的理念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已经没有丝毫障碍。

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党史上鼎鼎大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我们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这支红军肩负着为无产阶级革命伟大事业而奋斗的重任。其使命远不止于战争本身，而是致力于成为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武装力量。

第二个是确定了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这就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也是朱毛之争的核心问题。

第三，关乎对红军实施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议题。此点与第二条紧密相连，即通过选拔少数具备先进思想的个体，对广大官兵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

九大重新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内部的争议与矛盾，终于得以圆满化解。

《古田会议决议》荣获上海中央的充分肯定，因而确立了全国各支红军在建军方面的统一规范。

柒 写在最后

笔耕不辍，我们已然梳理透彻了“党指挥枪”这一建军原则的形成历程。并非一路平坦，轻而易举，而是历经无数磨难与挑战，终于探寻出了正确的道路。

红四军大争论的参与者，主要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安恭，以及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判断力挺毛泽东的周恩来。我们现在来看，他们都是领袖级别的人物，但实际上在当年，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年轻人。

当年，年龄最大的朱德43岁，毛泽东36岁，周恩来31岁，刘安恭30岁，而陈毅才28岁。

他们是一群初出茅庐的革命先驱。他们的争论，并非源于对个人权力的觊觎，而是为了探寻正确的路线和道路。

坚持原则的毛泽东，大公无私的朱德，磊落坦荡的陈毅，英勇无畏的刘安恭，定海神针的周恩来……由这样的一群人组成的组织，可想而知会是多么的强大。

彼辈老革命家胸怀坦荡、无私奉献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后世之人深入学习和传承。

正是那次激烈的争论，使得我们对建军思想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而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所铸就的人民军队，即便历经重重磨难，依然坚如磐石，最终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后来邓公多次说过一句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深入探寻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方能深刻领会这句话的真谛。

全文完。